美学•诗学•纪实摄影
2007-5-21 10:21:17  中国摄影在线

二 
鲍昆对待美学的务实姿态，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无论在网上还是在纸媒上，都看到过太多的“美学”字样。我的态度是，此类文章一律不看。因为即使不看也能猜到，肯定又是把搞不懂的种种问题，全推到“美”那儿去了。
至于摄影构图、摄影语言等问题，我以为仅对于摄影家而言，鲍昆的实用主义态度倒也不无道理，但鲍昆的表述太容易引起歧义。比如他说：“纪实摄影不太关心所谓‘结构美感’，它主要考虑怎么表达情感、思想、态度、立场等问题。如果摄影师在没拍照之前，总是在考虑美感，那他肯定拍不好。在他处心积虑地构图，找影调时，眼前发生的事件过程就完结了和过去了。”又说：“纪实摄影，它的魅力在于它的影像中凝聚着大量人类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的内容，是那些东西触动了你。某张照片中强烈的正义感震撼了你，你还非得东拉西扯地用什么美来找注脚，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吗？”
说得确实有道理，但也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纪实摄影就是内容至上，是内涵重于外延，是所指大于能指。而据我对纪实摄影的最新研究，情况刚好相反，纪实摄影的根本特征恰恰就在于其是外延大于内涵的。——后面我还要详述：内涵大于外延的，都具有图解的性质，其中内涵与意识形态构成隐喻关系的，属于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构成讽喻关系的，则是观念摄影。
另外，“画面的结构美感”之类固然可以休矣，但对于摄影文本——影像的研究，却不可或缺。我们必须认识到，能指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摄影理论必须对影像文本加以诗学（研究能指关系）式的深入研究，否则就不配称作摄影理论。当然，这主要是摄影理论家的事，而对于摄影家则不必如此要求。所以我说鲍昆的话，对摄影家而言没什么错。
鲍昆在谈到摄影语言时，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话：“摄影语言的提出，在文革后思想解放初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那之前摄影的表现手法太单一了。那时强调摄影语言是还原摄影作为表现媒介的多样性，意义重大，是一种对抗文化专制的策略。”可以说，这与当时文学界的提倡现实主义提倡“写真实”如出一辙。
但也不好说现在就不需要摄影语言（我称之为“光影修辞”）了，纪实摄影的图像文本属于“一级符号”，而文学语言属于“二级符号”，同样都是“语言”，怎么能说不重要了呢？只是此“语言”已非彼“语言”了而已。鲍昆说：“摄影的本体语言就是指在摄影技术基础上派生的影像特征，比如瞬间感、速度感、影调等这些基本的基础东西。”显然，他指的是传统的摄影语言，也就是立足于基础技术层面的所谓技巧。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明确指出，这类摄影技巧、经验的东西根本就不属于摄影理论。诚如鲍昆所言：陈旧的语言观“非要让所有人都说一种话，都穿一样的衣服，那这世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而新的语言观（光影修辞）则恰恰是要破解种种“俗套”的。比如前几年，我在论及“长城摄影”、“媚态摄影”等“摄影语言”时，就从“光影修辞”的角度，解析出了其中大量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 
三 
鲍昆在谈及纪实摄影时，还说了一段极其精辟的话： 
好的照片一定会在某处触动观看者内心的某种情感、某种发现、某种期待。起码，让人觉得你做了一件他所不能做的事，他所没有看到的景象，他所没注意的一段情感。罗兰•巴特在分析照片时最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它的某处击中了我，刺痛了我。”这种刺痛和触动表面上是从照片上来，实际上是照片中所传达出的复杂的对象信息，和拍照者个性化的观看态度造成的。 
这段话可谓说到了纪实摄影中关键的关键。但如何“击中”又如何“刺痛”？其文本机制为何？鲍昆没有说，也不可能说，因为就连罗兰•巴特也从没说清楚过。
我在2001年写过一篇论文叫《一个神话的解构——论纪实摄影》，后来还入选了第七界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论文选。听名字就知道我是在以解构主义的立场来颠覆纪实摄影这个当代神话。几年时间过去了，现在重看这篇文章，观点固然都对，但还是太过于“解构”化了，没有从建构的角度去对纪实摄影诗学进行建设性的研究。这些年来，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而在摄影界则处于“潜水”状态。因为我的那些摄影理论，对于2001年的中国摄影界来说，是太过于超前了。但我相信：“语言-文化转向”是摄影理论的必由之路。于是我开始了等待，既等待着摄影界“语境”的更新，同时也在等待着我自己在理论上的更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