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 陈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