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现状调查：生存状况两极分化
2008-4-18 9:26:12  法制日报

　　我完全可以接下这笔钱，因为他是自愿请我的。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实话告诉他，这个案子不需要请律师，只要他能将上次调解的笔录找到，他自己就可以打赢官司了。他按照我说的去操作，后来，原审法院通过做工作让开发商放弃了自己的诉求。

　　从那以后，他对我非常信任，将自己和朋友的诉讼事务、法律顾问都交给我做，还引荐我认识了银行界的人，其实我现在的很多银行诉讼业务都是源自他的。

　　“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只有真讲诚信的人，才可能舍，也才有可能得。

　　回过头来看，当初我对律师业的认识，虽然带有隔雾观花的轻狂，但现在我认为它并没有错。财富，我虽然还谈不上，但我感觉正向它靠近；练达，我感觉律师这一行确实让人更为成熟，当你看到当事人的喜悦时，你能感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感。这大概就是律师职业的魅力吧。 一个刑辩律师的打拼史

　　邓云林，北京市京银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律师，执业12年。4月15日、16日召开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触发了他对刑辩律师那荣辱冷暖的回忆。为此，他专门给本报编辑部写来了一封信。

　　编辑室：

　　全国律师期盼已久的新律师法将于6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进一步明确了律师的会见权。这对刑辩律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实际上，就在几天前，我就因为会见的问题碰了两回钉子。4月8日和14日，我和另一位律师携带会见手续两次前往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会见一个犯罪嫌疑人，此人名叫张秀武，涉嫌故意破坏文物罪。办案人员称，我们这里会见需要局长批，委托人也要到。主管负责人的答复更干脆：该案涉黑，任何律师都不能会见。面对此情此景，我和委托人茫然无措。

　　其实，类似的情形我碰到过很多回了。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以外，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要在48小时以内安排会见。但在一些地方，随意拒绝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并不少见，其招数也是层出不穷，比如“会见需要批准”、“办案人员出差了”，“领导开会去了”等等。

　　回想当年刚刚做律师时，心里充满了新奇和憧憬，12年过去了，信念与现实发生的碰撞，让我感慨颇多。

　　1996年，凭着对法律的粗浅认识和执著，我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辞掉了教师的工作，来到山西太原，当上了律师。

　　刚做律师时，不能独立办案，先跟老律师学徒，到全国各地去办案，只为多学本领早日出徒，不求回报，不讲代价。别人不愿办的案件、律师费低的案件我都抢在前。

　　从事律师工作7年后，我决心到首都北京闯荡一把。先住地下室，吃工作餐，顶着炎炎烈日，往来于公司、个人和办案机关之间。又一个5年过去后，我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了自己的房产、汽车、律师所以及更大的精神收获———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回过头来细细品味，我认为，做一名律师，物质条件的艰苦并不可怕，最可怕、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看到法律被践踏。

　　3年前，河南某基层法院将一起民事纠纷以司法建议书的形式，要求当地公安机关以经济诈骗罪追究民事被告的刑事责任，因为原告是当地人，被告是外地人。结果，公安机关以经济诈骗罪立案侦查，一审法院也判决被告人有罪。我代理二审后，经过漫长的多次申诉和控告，这起案子才得以纠正，但国家赔偿一直未落实，因为牵扯到很多办案人员的错案追究问题。

　　我感觉，律师有时很渺小，如果没有运用法律的高超本领，就难以实践正义使者的诺言。

　　即将实施的新律师法，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诸多权利进行了完善和强化，对此，我拭目以待！

　　邓云林有感于2008年4月16日

　　涉外律师“很缺很不易”

　　本报记者 袁定波

　　“英文litigation一词也涵盖了部分非诉的工作。”采访中，不时有英文单词从孟建兵口中蹦出来。孟建兵，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从业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