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社会主义古巴真实一面：月工资合100人民币
2008-2-29 9:07:17   南方周末

　　“国营供应点”门前张贴着配发给各户冰箱的领取情况。这是古巴和中国海尔公司谈判进口的，据说多达数十万台。它们被优先供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直到2006年底才刚开始在首都配发。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陈久长告诉我们，这体现了卡斯特罗的一贯思路，“优先照顾穷人和最不发达的地区”。

　　“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

　　米莉安的父亲刚刚得了一次感冒。在Zemo医生的诊所，米莉安的父亲花了大约3块5毛钱人民币，这是3针青霉素的钱，在古巴各级医院，所有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

　　Zemo是这片社区120户家庭、600多人的“家庭医生”，他负责这里的疾病预防、诊疗以及社区防疫等。病人只有经过家庭医生诊断之后，才可以进入上一级综合诊所或医院医治。

　　他要为管区内每一位居民建立“健康卡”，得过重病的居民，他还要定期探视和回访。诊所配备有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就诊室、候诊室、检查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个独具古巴特色的“家庭医生制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

　　米莉安的父亲对国家的医疗制度也有微词。“住院是不收费，不过要想有好一点的康复条件、好一点的伙食，也需要付费。”“医院、医生也总是有好坏之分，而且想早点得到治疗，或者去好一点的医院，就需要关系和送礼。”他说。

　　不过，菲德尔·卡斯特罗依然认为：“在最近几年卫生领域采纳的众多建议中，也许没有一项像家庭医生这种制度更能得到这样大的社会成就和医疗界的反响了。”

　　“很多古巴人和外国人，看见我们的医生、教授为他们服务，分文不取，他们就明白了，这就是古巴的革命，卡斯特罗的革命。”古巴律师Rodolfo Davalos Fernandez说。

　　18岁的米莉安在技校学电脑。她父母并不担心学费，古巴各级教育都免费。古巴驻华大使埃尔南德斯介绍，“即便在经济最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也没有停办任何一所学校，没有一间学校的校舍是危房”。

　　Medardo Montez Cadiz教授在哈瓦那大学西班牙语系担任教务长，他说，哈瓦那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有质量的学生为国家服务”。

　　古巴也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其中所有专业必考的科目是历史。在Cadiz教授看来，“清楚古巴的历史与现状，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培养，都很重要。”

　　米莉安技校毕业后，也可参加“高考”；如果考不上，她还可选修“社区大学课程”。“社区大学课程不需要考试，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Cadiz教授说。

　　哈瓦那大学曾经培养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现在则集中了古巴最好的青年。其中的佼佼者，被誉以“社会工作者”、“卡斯特罗的儿女”，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国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是古巴未来的干部储备。

　　而哈瓦那大学的各级党委，并不直接参与行政，主要的工作是替上级监督学校行政教学机构的工作。

　　年轻人常有自己的想法。哈瓦那大学本科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赵威尔，曾参加过一次令他印象深刻的班会。一次反美游行，班里有4个古巴同学没参加，出勤率全校最低，校学生会特地召集全班同学，讨论“是否应该参加游行”。

　　“那4个同学坚持说，不参加游行是‘基本的人权’，然后背起包就走，教室里居然有零星的掌声。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被‘社会工作者’找去分别谈话了。”

　　“到处都是社会主义！”

　　哈瓦那的“涉外出租车”上，总会有张简单的表格和一支笔，司机要记录下每一单生意旅客的人数以及出发地和目的地等等，以应对随时可能遇到的检查。中国留学生沈青山介绍，这是为了“防止挖社会主义墙脚”，因为出租车公司是国有的。

　　用外汇券CUC的商店，只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只准外国人就餐的酒吧，分割出了一个不完全属于古巴民众的世界。就连街上的出租车都明确区别：有空调标志的轿车，是用CUC支付的，“古巴人一般决不至于拿半个月的工资打一趟车”，沈青山说。而大多数古巴人所谓“打的”，是“突突”冒着黑烟的前苏联大轿车。更准确地说，这是轿车模样的公交车。